舍宅為寺

舍宅為寺

宗教的傳播與發展、有時也取凄于它和當地傳統想想文化相互溝通的程度。東晉時，佛教廣泛流布，佛教陣筑活動興，除戰亂頻繁、人民苦難、渴求解脫的社會條件外，很大程度上也山于佛教所提唱的信仰方式與中國傳統的觀念、習俗迅速而緊密的結合。出于為天子、祖先、家族祈福的目的，將宅第舍為佛寺，是東晉士夫階層在特定條件下所采用的一種佛教信仰方式。

前述釋道安人秦，制僧尼軌范，“天下寺舍，遂則而從之”。可知當時佛教僧人的生活方式，已逐漸從卑期的“不貴專守”、“住無再宿”轉為集體定居，故而有可能并且有必要實行統一的喊律，同時、安定血有經濟保障的生活環境，也開始成為僧人的追求目標。有不少佛寺，實際上是僧人乞宅與信士舍宅相結合的產物。

舍宅為寺，是以利用宅內原有筑物為前提．通常以正廳為佛殿或講堂，其余房舍、廚庫之類皆可沿用，所差只是佛塔。宅內立塔，位置和體量必受限定，因此并非都有立塔的可能，東臂穆時山陰許詢舍二宅為寺，僅于其中一所造立四層佛塔剎。這種基本保持宅邸總體布局的佛寺對中國佛寺形態發展所產生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自東晉至南北朝，大部分城有佛寺，都凼此血呈現為居住建筑的形態、主體建筑物沿中軸線前后排列，影成數院髂。兩側分列次安及附屬建筑物。北魏末年（529～531年），尚書令爾朱世為從兄爾朱榮追福，以宦官劉騰宅立為建中寺。一里之內，廊廡充溢。堂比宣光殿．門匹乾明門，個典型的例證。……以前廳為佛殿，后堂為講室"，便是一個典型的例證。

除宅邸之外，又有依官府衙署改建為佛寺時情形。北魏太和四年（480年）孝文帝“詔以鷹帥曹為報德寺”，梁武帝人通元年（527年）于宮后為自己造立的同泰寺，則是由大理寺署改建而成。